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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全球已經從農業文明、工業文明邁入數字文明新時代。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深刻改變了人們工作和生活的各個方面，為完善和發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供了新的機遇，也給國家治理的各個領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可以說，數字治理是數字文明的重要內容和國家治理的重要一環，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引擎和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有力支撐。

解決痛點難題，數字治理成果豐富

近年來，中國向世界貢獻了邁向數字文明新時代的中國倡議和中國方案，圍繞數字政府、數字社會、數字經濟三大領域的數字治理取得了豐富成果。

數字政府領域，從技術創新到治理理念轉變。面對部門間、層級間協同難題，數字治理成為整體政府建設的助推器。以數字化改革為引擎的數字政府建設，通過打通底層數據、優化業務流程、壓縮組織冗余、收縮政府邊界，借助可量化、可評比、可操作的指標，更深層地推動政府內部機能的化學融合，從而實現整體政府效能的極大提升，讓服務型政府真正落地見效。圍繞數字政府建設，已有不少城市通過自身的前瞻性規劃、系統性推進以及整體化提升，取得了積極進展，為我國全面推進數字政府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上海“一網通辦”、浙江“最多跑一次”、深圳市“i深圳”等，極大地提升了政府服務水平和服務效能，有利于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協同合作方式的創新。截至2022年6月，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超過五成地區已經發布了專門的數字政府戰略規劃文件。全國政府網站數量由2015年初的8.4萬家集約至2022年12月的1.45萬家。為讓百姓辦事像網購一樣方便，多地政務部門堅持服務是推行數字政府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新技術應用方面取得良好進展。

數字社會領域，數字手段推動治理效能提升。隨著信息革命的興起與技術應用，社會治理的場景、過程和治理方式發生深刻的變化。在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數字技術的應用在革新治理模式方面體現出了重大價值。典型如全國各大城市大腦功能升級，構建起了城市管理、基層治理、智慧服務等社會治理新模型與新體系。上海長寧試點“AI+一網統管”，形成城市治理自動化閉環，實現事件問題秒級發現；杭州城市大腦每天平均協同數據1.2億多條，市民安全滿意率達到97.53%。數字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深度應用，實現了細化到網格的治理可見、可控，增強了城市治理的感知能力及研判決策能力。

數字經濟領域，數字產業提供發展磅礴動能。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我國參與全球數字經濟治理奠定了基礎。伴隨著數字技術的創新效應加快和數字經濟的網絡效應放大，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新應用、新融合不斷突破傳統經濟邊界，爆發出無限的經濟發展潛力。從全國各地發布的今年一季度經濟運行數據來看，數字經濟相關領域依然是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彰顯逆勢而上的發展韌性，并成為各地擴大投資、提振消費、促進就業的重要抓手和動力。2023年第一季度，北京數字經濟迎來“開門紅”，實現增加值4265.7億元，同比增長7.6%，占GDP比重42.9%；嘉興市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制造業投資增長61.3%。我國數字經濟在政策指引下快速發展，在拉動投資、激發消費、創造就業、增強實體經濟創新力與競爭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數字治理面廣而深，仍存諸多難題

數字治理涵蓋宏觀層面的全球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等，中觀層面的行業治理、產業治理等，微觀層面的平臺治理、企業治理、社區治理等。在數字治理為社會經濟提供服務、支持與保障的過程中，還存在一些難題需要進一步解決。

一是數據治理和數字轉型是一項龐大又復雜的工程，數字治理體現在日常的方方面面，當前仍然存在對其重要性必要性認識不夠的情況。

二是數字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具有跨境性、外部性和外溢性的問題，需要全球性合作共同應對。但是，當前全球范圍內缺乏完善的治理體系和統一的治理規則，在數字貿易、數字平臺責任、人工智能倫理、網絡生態、數字安全等諸多重要議題上，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基于數字經濟發展階段、制度體系、文化理念的差異，提出一系列彼此沖突的治理方案，導致全球數字治理內在困境愈發凸顯，限制和制約未來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

三是由于行政管理體制中的條塊分割、本位主義、部門壁壘等與數字治理的整合性、系統性、協同性之間存在沖突與矛盾，很容易陷入各部門、各區域重復建設、標準不一等協同困境之中。地方政府面對上級關于數字治理的政策時，在基礎設施、業務平臺建設等方面積極執行，但在數據整合共享方面基于部門利益選擇性執行，保留部門的核心數據，將一些次要數據進行共享公開，使得數據出現“聚而不通”的問題。同時數字治理理念尚未轉換，缺乏“對數據進行治理”的動力，使得各部門數據在進行共享銜接上出現“通而不用”的問題。

四是數字治理的作用與效果仍然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尤其體現在強調頂層設計、政策頒布、法規支持的制度體系建設和基于數字技術的綜合治理能力方面。

直面問題挑戰，協同推進數字治理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為面向未來的數字治理指明了方向，統籌平衡數字治理生態建設，處理好發展與安全、效率與公平、技術與倫理、活力與秩序、整體與局部、國內與國際幾方面關系，構建數字治理制度體系、創新體系、協同體系為主要內容的數字治理生態，這是推進數字治理的基本要求，更是推進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構建數字治理制度體系。進一步提升數字治理能力、構建數字治理制度體系，需要加強宏觀制度設計，統籌數字治理業務系統建設。政府部門適度超前布局數字產業和數字政府建設，有助于引導社會資源向重點領域和重點行業集中。通過宏觀制度設計和政策規劃，統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數字治理業務系統建設，加強不同數字平臺之間的數據連通和信息交互，統籌推進數字治理能力提升。

形成數字治理創新體系。在數字化背景下，以新型基礎設施為支撐、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形成開放的數字治理創新體系，具體可以拆解為一大基礎設施（即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和九大創新體系（指的是數字治理的“三橫”“六縱”。“三橫”是數據資源體系、開放創新體系、協同治理體系,是數字治理之“橫梁”;“六縱”是政策法規體系、組織領導體系、標準規范體系、數據治理體系、安全保障體系和建設運營體系,是數字治理之“立柱”。）。具體而言，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為數字治理提供可感知的數字化環境；九大創新體系則承載了數字治理的基礎資源、重要手段、關鍵目標和支柱。在具體實踐中，加快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和城市大腦建設，為我國數字治理創新體系提供重要載體。加快政府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數字化轉型，打造支撐經濟治理、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決策應急等數字治理創新體系。

構筑數字治理協同體系。數字社會治理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參與，實現部門協同、區域協同以及政府與企事業單位、社區居民的協同，為此應拓展溝通渠道、統合業務流程、打通部門壁壘、共享數據資源，實現協同的社會治理。全面提升多部門協同的監測預警能力、監管執法能力、輔助指揮決策能力、救援實戰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強化政府、企業、醫療衛生機構數據共享和協同應用；推動基層組織建設和信息發布、政策咨詢、民情收集、民主協商、公共服務、鄰里互助等事務網上運行，打造“互聯網+群防群治”立體協同體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