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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為什么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

1978年10月，鄧小平同志訪問日本，乘坐從東京到京都的新干線列車，觸動很大：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這一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拉開改革開放大幕，邁出追趕時代的歷史步伐。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吹響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開創我國改革開放的全新局面。也正是在這一年，我國“復興號”動車組研發項目啟動。如今，“中國血統”的“復興號”以高達350公里的時速在中華大地上疾馳穿梭，“中國速度”讓全世界為之驚嘆。從追趕時代到引領時代，從實行改革開放到全面深化改革，歷史見證滄桑巨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當時，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我國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在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同志振聾發聵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和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沖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果斷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大幕，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像浩蕩的春潮，涌動神州大地。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打開國門”到“全方位開放”，改革開放成為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征、最壯麗的氣象。1979年至2012年，我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9%，比同期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率高7.0個百分點。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世界排名從1978年的第11位躍升到2010年的第2位，并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和世界最大貨物出口國。中華民族以嶄新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當時，我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35個年頭，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國內外環境也發生了極為廣泛而深刻的變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形象地說過，中國已經走出改革初期的淺灘階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選擇彼岸的到岸位置。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面對的暗礁、潛流、漩渦也越來越多。改革涵蓋的領域愈加廣泛、觸及利益格局的調整愈加深刻、涉及的矛盾和問題愈加尖銳、突破體制機制的障礙愈加艱巨，繼續推進改革的復雜性、敏感性、聯動性前所未有。歷史告訴我們，改革開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開放的辦法來解決。中國要前進，就要全面深化改革。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別無他途。

習言習語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離開改革開放，也沒有中國的明天。

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我們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正是在改革開放新的重要關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部署、總動員，改革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再出發。全會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且圍繞這個總目標，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方式和時間表、路線圖，形成了改革理論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全會還決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構建全面深化改革領導機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改革作出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系統全面的頂層設計，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譜寫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改革開放踏上了新征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舉旗定向、謀篇布局，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和部署。截至2020年底，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40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和17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500多個重要改革文件，推出2000多項改革方案。全面深化改革大刀闊斧、攻堅克難，呈現出全面發力、多點突破、蹄疾步穩、縱深推進的局面，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全面發力，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依法治國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外事體制改革、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生態環境督察體制改革、國家安全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檢監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實推進，夯基壘臺、立柱架梁的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全社會發展活力和創新活力明顯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提升。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從開啟改革開放到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兩個劃時代的三中全會一脈相承，體現了時代的進階、實踐的遞進，也是歷史的必然。堅定不移沿著兩次三中全會開辟的正確道路，繼續高舉改革開放旗幟，一棒接著一棒跑下去，中國就一定能夠在新時代創造中華民族新的更大奇跡，創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

30.為什么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

40多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從那時起，黨的歷屆三中全會都研究討論深化改革問題，推出一個個事關全局的重大決策，“三中全會”也由此成為重大改革的代名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這個總目標指引下，我們著力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啃下了不少硬骨頭，闖過了不少急流險灘，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穩，不斷向縱深推進。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貫徹落實各項改革舉措的關鍵。

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改革進程本身向前拓展的客觀需要。隨著我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零敲碎打調整和碎片化修補不行，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單向突進也不行，必須要有一個總體設計，并據此進行全面深化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就需要有管總的目標，也要回答推進各領域改革最終是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樣的整體結果這個問題。”我們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并在總目標統領下明確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標，標志著對改革認識的深化和系統化。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有機整體。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一句，規定了根本方向，這個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句，規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鮮明指向。兩句話都講，才是完整的、全面的。

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中國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可以說，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這項工程極為宏大，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專題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我們黨把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確了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走好“后半程”、續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文章”提供了基本遵循。

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我們始終追求的目標，我們講過很多現代化，包括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將其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內容，這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體現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兩者相輔相成，單靠哪一個治理國家都不行。”我們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既要靠制度，也要靠我們在國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我們要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縱觀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發展得出的深刻結論。從社會主義誕生到現在的歷史來看，如何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實踐中沒有解決得很好。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經歷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于未來社會的設想很多是預測性的。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最后的結局是國亡政息。我們黨早在革命時期就不斷思考未來建立什么樣的國家治理體系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深入思考和探索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治理中國的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和探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問題，實現了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要看到，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同時，相比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相比人民群眾期待，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相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必須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加快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宏闊深邃的歷史視野、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堅定自信的使命擔當。要深刻把握我國發展要求和時代潮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書、時間表和路線圖，繼續深化各領域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不斷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邁出新的步伐。

《 人民日報 》（ 2021年08月06日 05 版）